刮片子是“梳头桌”的基本功，关老师当学生时就从刮片子开始学，现在的学生们也一样。别觉得刮片子简单，刮不好就容易毛，片子也毁了，新片子都得好好用两年才能顺滑好使。看关老师唰唰唰地刮片子，特别舒服。三两下刮顺，随手一弯就做成了一个“小弯”，摞在一边。用她的话说：“装扮这份工作，整体做下来行云流水的，自己也会很享受。”

关老师说，当年老师告诉她，要给角儿扮戏，首先要学会打下手。于是她给老师打了四年下手，到最后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老师要的东西。现在不论多大的演出，她都能有条不紊地完成，全得益于那时基础打得好。说白了，京剧装扮这行的秘诀就是：依照老辈传下来的工作程式，打头起每个步骤都不走样，到最后自然就呈现出演员在舞台上干净完美的妆容。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即使乍一看大形差不多，终归虚浮着立不住，经不起舞台表演的考验。

绢花阿木摄

关老师入这行算是巧合。她从小喜欢画画，当时来北京是考中央美院附中的。考完之后，她顺便考了戏曲学院附中的舞美专业，算是兜底。最后美院附中没考上，就上了戏曲学院附中。不过那时关老师对于京剧舞美没什么概念，后来才知道这个专业是为各个戏曲团体培养服化道盔专业技术人员的，毕业后一般定向回到各地院团从事相关工作。

虽然专业是京剧梳化，将来做的是梳头桌，但学习并不仅限于此。她们从最基础的素描、戏曲理论开始学。有了素描基础，化妆中对于立体感的领悟会更到位，手底下也更有准。戏曲理论的课程，让她们懂戏、会看戏，这样才能会扮戏。在关老师看来，要做梳头桌，最起码也得有四十出戏打底。钩头套、做头面也是课程的一部分，只有先会做，才能更好使用。钩头套，先用纱按照尺寸固定在头模上，然后用真头发，一个纱眼勾几缕，用手一点一点钩出来，机器没法替代。当然，还有梳化的专业课。化妆是从基础妆开始，然后学专业妆，不同角色，一步一步来。梳妆从刮片子开始，先学怎么把头发梳通顺，再学贴片子、吊眉，以及各种发式的梳法。以前演员都梳真发，现在会有一些假发的辅助，但重要的演出则一点不能偷懒，还得梳真的。

关老师很怀念上学的时候。那时给他们上课的有一些老先生，手上有技术，肚子里有故事，上课时有一半时间在扯闲篇。一不小心还剩十分钟下课，老先生这才说：“咱这是干嘛呢？快码上，都码上。”然后每个人评点两句就下课了。然而那时学生跟老师却有更多的情感交流，就像自己的父母长辈一样，在为人处事上也跟老先生学了不少。学校也会请一些电影厂的老师来教课，让学生们拓展视野。当时老师的课时费只有6块钱，但都很认真，特别老派。学生也很用功，努力提高专业水平，是很纯粹的学习状态。

“但是，我们学校从1998年开始就没招这个专业了，我们是1996年最后一届全国定向招生。当时可能觉得为各个院团培养的技能人员基本都饱和了，于是就停招了，一下空了二十年。”关老师有点感慨。现在虽然恢复了招生，这么长的空档期毕竟造成了人才的断档。自己这一代之后，就是现在这些没毕业或者刚毕业的年轻孩子，他们要独当一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这时几个梳化专业的学生到了，等着给关老师打下手。关老师已经刮好了今天要用的片子，五份“大绺”，两份“小弯”。“大绺”是女兵和丫鬟用的，“小弯”是两个女主角用的。

一个学生问：“关老师，丫鬟也贴大绺？”

关老师答：“对。大绺，面排。”接着又吩咐学生起箱：“用红的啊。面排、泡子都是红的。女兵的泡子也给起出来。”面排是武旦戏里用的头饰；泡子则是旦角儿额头上戴的圆形、椭圆形的闪亮装饰。学生从柜子里拿出要用的头饰，放在梳妆台上待用。

关老师为旦角儿扮戏

有一个学生没来，关老师问起来才知道，那个学生去参加美术集训，准备考大学，以后就不来了。

我问：“那她以后是放弃梳化专业了吗？”

关老师说：“是啊，这种状况太平常了。”

扮戏的时候，关老师负责两位女主角的装扮，其他的就交由学生去扮。小青是武旦，在舞台上有大量的动作戏，关老师勒头的时候慢慢试探着勒紧一些，防止梳好的头在台上掭（京剧术语：散开）了，但又不能勒得太紧，让演员难受，影响表演。这是梳头桌的职业素养，手上要有掌握。勒好头，演员的眉眼也绷上去了，眼睛看起来很精神。然后将小弯一个一个贴在额头上，再贴两侧的大绺，整理好形状，涂一点戏剧化妆胶水在大绺的尖端，固定在脸颊上。贴上小弯和大绺之后，无论什么脸型都会变成秀美小巧的鹅蛋脸，搭配上扬的柳眉和丹凤眼，一个顾盼生姿的传统美女就出现在眼前了。小弯和大绺的位置要根据演员的脸型作调整，只能一个一个斟酌着贴，这也是京剧梳头桌一直沿袭传统方法而不能简化的原因。

“三年？我干三十年也得这么认真。干这行就得有点轴劲儿。”

——剧装店高老师

高老师从戏曲学院附中退休后，便开始做剧装店了。老辈做买卖喜欢扎堆，剧装店就集中在西草市北京剧装厂附近一带。后来西草市拆迁，有的店支撑不下去就关了，有的店则寻找新的店址继续做。高老师的店在天桥市场斜街，一条不长的街上，除了高老师的店，还有另两家剧装店。

在她看来，剧装这行不是谁都能做的，如果不了解京剧行当和舞台表演，做出的剧装要么闹笑话，要么给自己找麻烦，总之是不能长久的。她举例说，老生的行当穿二寸半的厚底，花脸的厚底则是三寸，做服装时必须要考虑厚底的高度，衣裳得够长。之前有同行出过这样的事，衣服做短了，一穿厚底就露怯了，最后只能加一圈绣活儿勉强遮过去。一时虽然遮过去了，人也得罪了，也损失自己的名声。

剧装这行的门槛就在于，即使是普通店员，不了解京剧也是做不了的。之前高老师旁边有个做盔头的店，她去串门时，刚巧看见有人来买老生的马鞭，结果店主卖给人家一个旦角儿的马鞭。高老师心想，这上台要闹笑话啊。她私下告诉那家店主，没想到人家倒笑话她：“高老师，您太认真了。您要是干三年还这么认真，我就佩服您。”

“三年？我干三十年也得这么认真。干这行就得有点轴劲儿。”高老师说。后来倒是那家盔头店做不下去，关了。

剧装制作和普通衣服不一样，因为兼有提示角色的意义，还要兼顾舞台效果，有特定的规矩，所以在高老师看来，要做好就必须要组建自己的手艺团队，必须找最好的专业师傅。以前有些老剧装店维持不下去关张了，就因为没有自己的匠人，光靠进现成的货和外包，做不长。高老师对自己的手艺团队特别骄傲，她笑称：“我们店没有小工，我就是小工。”

高老师的女儿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以后，高老师一句话“你就别找工作了，跟着我做剧装吧”，自此女儿真就一直跟着妈妈一起做剧装。

高老师的女儿王云，从小就跟着高老师在后台玩，耳濡目染之下对于京剧也有很深的感情。她说自己的确感兴趣这行，不然也不能妈妈一句话就放弃自己的专业。王云说话做事逻辑性极强，不知是理工科背景的缘故，还是京剧后台严谨工作程式的影响。

王云拿出一件《贵妃醉酒》中杨玉环穿的蟒向我讲解戏装的制作。《贵妃醉酒》这出戏是经过梅兰芳先生改编定型下来的，其中的服装也是经过梅先生改造的。京剧的服装造型虽然有同样的源头，但并非一成不变，各派名角儿都会根据自己对剧目的理解以及舞台表演的需要对服装造型进行改进。这方面最为大胆也最为成功的要数梅兰芳先生。在京剧的辉煌期，梅先生翻新传统剧目，根据新舞台的需求改进服装造型，创制了介于传统青衣和花旦之间的“花衫”，也就是彩色绣花的帔和褶子，发型装扮上在传统的大头和旗头基础上创制了高贵典雅的“古装头”。这些现在都已经成了京剧的经典装扮。梅兰芳先生改编的《贵妃醉酒》中，杨玉环的形象更加雍容华贵，内心情感表现更加丰满到位，于是这种新的表演程式和造型程式便固定下来，成为《贵妃醉酒》的演出范式。

我们看到的是一件梅派的团花蟒，深红色底，品蓝色侧边，上绣牡丹团花和仙鹤图案。一件蟒的制作，先要根据量好的尺寸画好图案印在裁好的丝料上，这是王云负责的工序。然后上绷子，由绣工做绣活儿。做好绣活儿需要刷浆，再由裁缝师傅剪裁缝制。一套蟒的制作大约需要半年，大部分时间花在绣活儿上。缝好的蟒，配里、上领子、加上盘扣等配件，就算做好了。高老师笑着插嘴：“像盘扣这些我就做了，要不怎么说我是小工呢。”我仔细看了看，这件蟒上的盘扣的确比市面上一般的服装做得要细。高老师接着又说：“我说让王云赶紧学做盘扣，过个几年，这一套她怎么都得接下来才行。”看起来高老师是想赶紧把剧装店传给女儿，自己就能安心歇着了。

梅派《贵妃醉酒》凤穿牡丹团花蟒

说到现在的剧装工艺，王云并不认为一定就做不到以前的程度。比如说，剧装的面料和丝线，都是根据需要染色的，不管什么颜色，真想染总是可以染出来，主要是看匠人肯不肯下工夫。有人说，过去天然染料染出的颜色柔和，现在的化工染料染出的颜色俗艳。王云认为也不能这样说，主要得根据舞台需要来。就好像演员在舞台上要化浓妆一样，鲜明的服装颜色舞台效果要更好。当然，南派与北派的京剧服装有审美差异。南派服装色彩淡雅、柔和，北派则鲜明、华丽；绣活儿上，南派讲究精细，北派“京绣”讲究浓墨重彩。从舞台效果来说，在灯光下远观，绣活儿层次多，在舞台上看起来反倒会模糊成一团，效果不如“京绣”鲜明敞亮。

撇开南派北派服装审美的不同，王云主要担心的还是“走样”。那种为了省时间、省成本，偷工减料的做法，会造成传统的丢失。她继承了妈妈的轴劲儿，认为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就必须一针一线、原原本本照着做，一点不能走样。

我想起去后台的那天最喜欢的一出《穆柯寨》。穆桂英穿粉色靠，戴翎子，手持一杆缨枪，红泡子、蓝绢花加上精致的妆容，英武而又妩媚。这出戏有打，但更重要的是穆桂英与杨宗保对打时的内心戏。演穆桂英的主老师身段婀娜，眼神流盼，真把穆桂英又喜欢又顽皮的小女儿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散戏以后，关老师收拾停当，就等着给主老师卸妆了，结果等了半天也没等来。这时，主老师的学生先把头饰送上来，说主老师累得喘不上气来，还得在楼下歇会儿。我这才意识到，主老师那身行头怕有几十斤重，刚才在舞台上的气定神闲，真不知暗地里花了多大气力才得以保持的。

京剧崇尚极致唯美，舞台上容不得半点瑕疵，想来都是源自这种“一点不能走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