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黑，外面很安静，只听见屋檐的水声还在嘀嘀嗒嗒地响着，间或一两声鸟鸣，仿佛在呼唤这更深露重的夜快快醒来。

晚上对小孩子来说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农村的晚上，常常能听见各种怪叫声，很像小孩的哭声，老人们说那是豺狗的叫声，千万不要出门，一直不知道豺狗是什么样子的，只是说那是一种会吃人的动物。

更多的小伙伴会讲，那是有鬼骑在豺狗的身上走乡窜寨，所以那声音忽远忽近，如果在自家的门槛脚埋一个小坛子，用顶门棍（利用三角原理支撑在门后，让门推不开的粗木棍，有防盗作用）伸到坛子里，对着棍子听，会听见那个鬼在叫谁的名字，如果有被叫到的人，那个人就会死。

虽然小伙伴们传得神乎其神，袁男还是从来没有试过，一是埋坛子要在自己家挖坑，二是害怕。

袁男父母亲都不在身边，他们都在遥远的省城，袁男出生半年后，奶都没断就被寄放到了农村和爷爷奶奶生活。

那时袁男没有母乳吃，靠土豆粉（今天看来就是耦粉一样的稀粥）喂活。

那时没有奶粉，后来才有了麦乳精，街上不准卖任何东西，会被当着投机倒把罪抓起来。

在袁男三岁时，一岁的妹妹也被送来了。

袁男父亲算是中年得子，袁男的爷爷奶奶高龄之际要照顾两个婴幼儿，非常辛苦，加上袁男还有一个在读书的姑姑，只有十二三岁，五人在就在低矮的茅屋下一起生活。

袁男父母亲每到过年才回来一次，后来只有袁男父亲回来，他母亲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袁男只记得母亲最后一次回来，给他们两兄妹带来了花手巾。那时的袁男只有五岁，妹妹只有三岁。

母亲送来的手巾有花，很漂亮。但兄妹俩总爱打架，这不？开始互抢手巾！妹妹把袁男的手巾扯到了铁炉内烧着了。

哥哥不甘心，去抢妹妹的手巾，妹妹向妈妈跑去，

“妈妈，妈妈，哥哥把他自己的手巾烧了，现在来抢我手巾”，

袁男又气又急，很快抓住了妹妹，妹妹赶紧把自己的手巾给了妈妈，袁男不由分说就从妈妈手上去抢，妈妈说：

“这是妹妹的，快还给妹妹”，

袁男当着妹妹和妈妈的面直接把那张手巾投到了火里，妹妹开始大哭起来。

打打闹闹是兄妹俩的日常生活，两人常常互抓脸，小孩娇嫩的肌肤常抓出血爪印，一爪下去，满脸是血。

平常兄妹俩的袖口总是油腻腻的，干净衣服才换上不久，袖口上又变得亮晶晶了。那并不是油，相反，家里穷得很少吃油，只有过年或家中来客才有荤腥菜。

袖口看上去油腻的原因是：兄妹俩总是感冒，长年鼻涕不断，用袖口揩鼻涕弄出来的。

花手巾是给兄妹俩擦鼻涕用，这样就能保持衣服的干净整洁。

衣食住行是生活的必备，在袁男奶奶的精心打理下，每个人衣服虽然满是补丁，但那些年月来说还算体面，但吃饭问题却一直是个大事，没有一个人能吃饱，每个人整天都处于半饥饿状态。

粮食是由生产队分给，因为两个老人没有劳动力，所以一般就只能分到几背篓包谷，而吃肉则只有等过年别人家杀年猪时，老人去帮衬分到一点肉。

民以食为天，为了吃饭，袁男小姑小学毕业就去读师范，那时的小学毕业就能考师范，包吃住，这样就能少一张嘴吃饭，生活还能过下去。

一家人穿的衣服充满了补丁，

“笑脏不笑破，笑破不笑补”，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这是袁男奶奶常说的话。

大冬天也只能穿一双解放鞋，这在村里还是很了不起的，因为更多的人冬天都是打赤脚。

也可能客人来了能吃上猪油，冬天还有解放鞋穿，家里还有被子盖。加上两老生性老实，两个老人被划成了地主成份。

每次村里和公社开会，袁男爷爷就是被批斗的对象。可怜的老人，白发底下一头都是伤疤。

公社底下是大队，大队底下是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围绕着村子的土地和村民的劳动力来划分。

袁男爷爷奶奶没有什么劳动力，少年时期的袁男姑姑算半个劳动力，土地是集体的，大家每天集体去种地，按劳动力算公分。

袁男爷爷奶奶每天按时下地劳动，这样就算是出了一个工，一人记两个公分，袁男小姑周末回来下地出一个工，记三个公分。

收粮食时，按公社会计统计的公分来分配粮食。家里出工的劳动力少的，粮食分配就少。

女子的劳力计算和公分计算总是要比男子差一些，粮食分配也会受一些影响，加上传宗接代的思想，所以造就了农村女子地位不如男子，重男轻女的情况。

中国的女子一直都很自强，当然很多不服输，“女人能顶半边天”的说法也是那时流传开来的。那时的女人们，为了壮劳力的名份，好多在半饥饿状态下，都能一下背挑上百斤、甚至几百斤的东西。

人民公社开始是粮食集体种收，统一吃大锅饭，人人都有份。这样很多人干活就出工不出力，最后粮食减产，大家都吃不上饭，为了节约，提出了：